川北工委是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于１９４６年春成立的。从成立到１９４９年川北解放，我一直参与工委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川北地下党为迎接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１９４８年，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到香港去学习，同去的还有川西、川南以及外区的同志共计８人。钱瑛同志是这次学习的直接领导者，王宇光同志任学习组长。这次学习，在总结四川地下党建党以来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在国统区搞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策反，以迎接四川的解放。钱瑛同志代表南方局指出我们四川地下党当时的任务是：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转向准备武装斗争，里应外合，迎接解放。钱瑛同志在总结中特别强调以武工队为基础的武装斗争在迎接解放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并就以开展武装斗争为中心，迎接四川解放的各项工作作了指示。
１９４９年１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学习，从九龙乘飞机抵渝转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了香港之行的情况。不久，就听说在成都设立的交通站的同志被捕了。我在奉约要与地下党的同志接头时，也被特务跟踪，见此，我们随即改变了方向，把尾巴甩掉了。当我们随着人群钻进九眼桥一家饭馆吃饭时，恰好碰见在香港一起学习的王宇光同志，他告诉我，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川北工委书记华健（我当时是川北工委副书记）均在成都被捕了（后来，蒲华辅叛变了）。接连发生的这些情况，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关系着川西、川南、川北和西康地下党组织的存亡。
那时已是岁暮年关，我在成都紧急活动两三天后，于１９４９年正月初一初二，利用春节的热闹气氛为掩护，在中江县艾文煊同志家召开了两天紧急会议，研究了蒲华辅、华健被捕的善后工作，决定凡与蒲、华二人有直接联系的同志及容易暴露的同志紧急疏散转移；并改组川北工委，由我任书记，并增加了同志到工委工作，加强领导力量。会议还传达了南方局关于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迎接解放的各项指示，并提出了川北工委当前的主要任务：一、紧急疏散容易暴露的党员，采取就地疏散、就地转移措施；二、广泛组织小型武工小组；三、武工队采取昼伏夜出的斗争方式；四、加强策反工作；五、在武工队活动基础上，有条件时开展游击战争（这些条件是：当地有较多群众拥护，有隐蔽的堡垒以及一、二里的活动圈）；六、党的组织活动，要求短小精干，县、区支部普遍搞平行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形势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七、增强党性原则，必须汲取蒲、华事件教训，严格组织纪律，加强气节教育，反对叛党变节行为。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分头开展工作。
——摘自《南充解放纪实》中《王叙五：回忆川北地下党为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
